1986年初，北京，总政治部工作人员整理李特生平材料时，遇到了一处责任表述。材料送到李先念手中，他看了几页，便停下来指出：“安西失利的责任，不能这样写。主要决策是我作出的，不是李特。” 这句话看似只是修改一段文字，分量却很重。因为李特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确实有过争议，后来又担任西路军高级干部，关于他的功过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。若只求材料写得稳妥，把安西失利归到李特身上，似乎并不难解释。 李先念没有接受这种处理。 他很清楚，历史材料一旦把责任写错，后来的人便容易把错误当成定论。李特已经牺牲多年，无法为自己辩解，更不能因为他早年的问题，就把所有失误一并推到他身上。 安西一战，发生在西路军最困难的阶段。1936年秋，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，进入河西走廊作战。经过连续战斗和长途转进，到1937年春，部队伤亡、失散严重，原有两万多人只剩下数千人，粮食、弹药、衣物都极为短缺。 石窝会议后，西路军进行了重新安排。徐向前、陈昌浩返回陕北，部队成立工作委员会，由李先念负责军事，李卓然负责政治。余部被编成几个支队，左支队由红三十军余部和总部直属人员组成，李先念、程世才负责指挥，李特随队行动。 这支队伍没有多少休整时间。为了摆脱马家军追击，他们翻越祁连山，向安西、星星峡方向转移。一个多月里，部队边走边打，许多战士倒在途中。到达蘑菇台附近时，人数已不足九百，疲惫程度可想而知。 电台联系仍未完全中断。中央方面要求部队向星星峡方向前进，争取与接应力量会合。对这支孤军而言，方向已经明确，真正困难的是怎样带着所剩不多的人员穿过敌军控制区域。 偏偏就在此时，安西县方面得知西路军进入当地。县城守备空虚，守军据说只有三十人左右，县长尹尚谦担心无法抵挡，便派人同西路军接触，表示只要不攻城，可以提供部分物资，并让部队离开。 负责接触的人员中有李特。谈判时，对方无意间透露了县城兵力单薄的情况。李特返回后，把这些信息报告给了李先念等人。这个消息并非捕风捉影，至少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，安西县城确实缺少防守力量。 “城里只有这么点人，部队正缺粮弹，是否可以打下来？”有人提出了这个判断。 在敌我力量对比和部队实际处境面前，攻城方案很快被采纳。拿下县城，既可能取得粮食，也能补充弹药、马匹，随后向星星峡转移时会方便许多。李先念后来回忆，作出这个决定，自己负有主要责任。 问题在于，县长的求和并不是单纯示弱。派人谈判后，他立即向附近的马家军求援。援军以骑兵为主，行动迅速，经过十几个小时便抵达安西，并在部队发起攻击前完成部署。 西路军事先并不知道这支援军已经赶到。 战斗打响后，原本预想中的薄弱守备变成了有骑兵增援的坚固防线。部队攻城受阻，伤亡迅速增加，只能在激战中突围。此战之后，左支队损失近半，原本就十分艰难的行军更加危险。 事情的关键，不在于李特有没有参与谈判，而在于谈判所得情报是否失实。就当时情况看，李特掌握的县城兵力信息并没有明显错误，真正改变战局的，是马家军增援这一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。 因此，李先念认为，不能把安西失利简单归咎于李特。李特是参谋人员，参与了信息传递，却不是最终作战决策的唯一作出者。把决策责任和情报缺口混为一谈，既不符合经过，也不符合当时的指挥关系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李先念并没有因为自己后来身居高位，就回避这段不利经历。他面对材料时说得很明白：“李特有过问题，那是另一回事；安西怎么决定的，也要按事实说。” 这类判断，恰恰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处理历史问题时的尺度。该肯定的不能抹掉，该批评的不能回避，已经查清的责任更不能因为对象有过争议，就随意转移。 西路军余部后来继续向新疆方向转移。李特在1938年初于新疆遇害，具体历史背景与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、肃反扩大化有关。他未能等到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核查，个人命运也因此留下了长期争议。 1996年8月31日，总政治部下发通知，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。相关军事史资料也将他列为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。那份迟到多年的结论，最终没有把安西失利强加给他，而是保留了李先念当年坚持的那句话：责任，必须归于作出决定的人。 特别
